斗鸡拟人化与破次元结局：〈长安的荔枝〉剧集的三重突破与一处遗憾

杜牧的千古名句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，激发了作家马伯庸的灵感，创作了小说《长安的荔枝》。然而，改编而成的同名剧集《长安的荔枝》并未完全照搬原著，而是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前提下，融入了马伯庸独特的个人风格。剧中不仅增添了若干个性鲜明的角色，还将叙事焦点有所转移。在呈现“程序悲剧”的同时，巧妙地引入了“为父报仇”这一充满戏剧张力的情节线。不可否认，这一情节的加入，使得剧集的叙事更加贴合荧屏，能够在短时间内将那段历史岁月的韵味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。然而，这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原著中对大唐官僚体制的深刻批判。

在原著小说的基础上，李善德被赋予了“荔枝使”这一重任，起初这一差事在原著中并未引起太大的波澜。然而，在电视剧的改编中，导演巧妙地增加了戏剧张力，为了更深刻地展现“转运荔枝”的艰辛与挑战，导演首先让敕令在长安城的一百零八坊中辗转传递。当敕令最终抵达李善德负责的上林署时，剧情出现转折。导演以李善德过分“能干”为借口，安排了他的众多同侪共同设计陷阱，使得李善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领受了敕令。这种改编不仅巧妙，而且极具戏剧性。 剧中通过“众多衙门都不敢接”“同侪齐心协力设计”等情节，将“岭南转运荔枝”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样的改编不仅丰富了剧情，更在极大程度上增强了戏剧冲突的合理性，让观众对这一历史事件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感受。

但也是由此开始，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开始向着“个人英雄主义”的方向滑动。原著的核心在于通过“转运荔枝”这件小事，折射出整个华丽盛唐面具下的危机。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在荧屏上获得成功的同时，却忽略了原著的核心，将叙事的重点放在了人际关系的斡旋之中。这种叙事重点的偏移，使得剧集从一开始，就将“个人英雄主义”色彩赋予了李善德，将其放在一个“穷途末路”的牢笼之中，开始渲染李善德这个小人物是如何努力挣扎，逃出一片生天。

为了迎合荧屏上的戏剧冲突，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还加入了许多新的角色，如郑平安、阿弥塔等角色，这又进一步稀释了“转运荔枝”这一核心冲突的权重，并再度将叙事重点转移。在加入郑平安这角色后，借助郑平安在岭南纵横捭阖，逐步站稳脚跟的过程，强化了剧集的戏剧冲突，却削弱了李善德与地方官僚的“争锋”，并将这部分“争锋”转接到了郑平安的身上，赋予了郑平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。这种处理方式在这部剧集中并不少见：认贼作父的阿弥塔、流连斗鸡坊的蓝哥，都是围绕着这样的矛盾冲突去塑造角色，在多个类型的矛盾冲突之种，几个角色共同产生合力，将情节推动下去。

这种改编手法提升了剧集的观赏度，但与原著的主旨相悖，将原著中意图摆脱盛唐时代“程序悲剧”的叛逆精神转变为一种陈词滥调的“冤冤相报”情节。

当然，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巧妙地将现代意识融入古代时空，带来了诸多创新元素，令人耳目一新。其中，对斗鸡场景的拟人化处理尤为引人注目，将斗鸡转化为类似人与人之间的武打场面，极大地丰富了视听语言的表达方式。当腐坏的荔枝被送到贵妃的生辰宴会时，剧中巧妙地借助角色之口，为贵妃提供了一个开口辩解的机会，这一情节不仅展现了历史的温情，也增加了剧情的层次感。此外，在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的结尾，采用的“破次元壁”式表达手法，在影视叙事的探索上更是独树一帜，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观影体验。